徜徉放亭,金秋时节,登上云龙山,在放亭前徜徉,我仿佛穿越千年时空,思绪驰骋……

熙宁十年(1077年),在徐州任太守,次年在为云龙山人张天骥所建的新居时写下了流芳千古的《放亭记》,放亭从此名闻遐迩。

神州大地风景凉亭星罗棋布,能进入文人视野,而付诸笔端的名亭也只有那么几个。翻开清人吴楚材、吴调侯编的《古文观止》,宋人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的《放鹤亭记》、《喜雨亭记》,明人归有光的《沧浪亭记》让醉翁亭、丰乐亭、放鹤亭、喜雨亭、沧浪亭在历史的长廊中大放异彩,吸引历代文人墨客流连忘返。

张天骥孤山放鹤的故事

放鹤亭记

苏轼笔下的放鹤亭是令人神往的人间仙境:“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我到云龙山正是初秋,山上已有几分凉意,放眼瞭望,还是一片葱绿,有苍劲的松柏、魁梧的银杏、墨绿的桂树,还有叫不出名的琪花异木,没有“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情景。放鹤亭右边的石丛中站立这四只人造的仙鹤,有的转颈张望,有的俯首觅食,有的展翅欲飞,姿态各异,栩栩如生,让人感受到苏轼笔下变幻迷离的异境。

山人张天骥是云龙山的隐士,与鹤为伴,躬耕自食。“一欢难力致,邂逅有胜特。”苏轼居徐州期间曾多次拜访张天骥。元丰元年(1078年)春,天大旱,庄稼枯黄,百姓仰天叫苦。苏轼一向关心民间疾苦,听说张天骥家藏有一虎骨,若将它置于潭中,龙王被激怒,便降甘霖。苏轼祈雨心急,立马登山拜见张君山人。张天骥喜爱养鹤,建了放鹤亭,也想借苏轼神来之笔为亭作“记”。于是两人的来往更加密切。苏轼在《访张山人园》诗中写道:“壁间一轴烟萝子,盆里千枝锦被堆。惯与先生为酒伴,不嫌刺史亦颜开。纤纤入麦黄花乱,飒飒催诗白雨来。闻道君家好井水,归轩乞得满瓶回。”苏轼先后七次以张山人为题,写诗作赋,留下千年佳话。

我们揣摩苏轼的《放鹤亭记》,不难发觉它有更深层次的寄托。苏轼与王安石的主张不合,远离朝廷,不能如愿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和聪明才智,因而不时流露失意的情绪和归隐的念头。于是,他借写《放鹤亭记》,把心中的情感倾诉出来。

鹤与文学的关系一向很密切。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的记载。在文人笔下,鹤风姿秀逸,神态潇洒,被喻为隐士。宋人林逋隐居杭州孤山,植梅养鹤,有“梅妻鹤子”的情趣流传。张山人养的鹤,“甚训而善飞”。当鹤归来,“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尽享隐居之乐。好鹤已成为文人雅士的癖好。同是好鹤,然而有时结果迥异。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再譬如饮酒,周公、卫武公认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因此分别作《酒诰》、《酒戒》来规劝别人,提醒自己,然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在苏轼看来,有刘伶、阮籍为师,有张山人相伴,不也像闲云野鹤一样逍遥自在么?

放鹤亭自北宋以来屡圮屡建。现在我们看到的放鹤亭已非原貌。怪不得初到云龙山,瞥见放鹤亭,我心中就疑惑,这个“亭”简直就像“厅”,怎么叫“亭”呢?后来我了解到,原来不少专家学者也曾对放鹤亭的形制提出质疑,建议把“放鹤亭”改为“张山人故居”。徐州的苏学专家惠光启还特别撰文呼吁“徐州重建千年胜景放鹤亭”。放鹤亭是什么模样,历来说法不一。北宋著名诗人贺铸的《游云龙山张氏山居序文》有这样的记载:“亭下有小屋曰苏斋,壁间榜眉山所留二诗及画大枯株,亦公醉笔也。壬戍秋,余初至徐,张惠然见临,继相招为山中游。女仆侯门巷,青桂双翠鬓。苏斋轩明,饼火焚椒兰。墨鬼神护,清诗冰玉寒。森然拱檐溜,架石排琅旰。东趋放鹤亭,磴道披茅菅。指顾百村落,炊烟村莽间。”清人吴友如的画“放鹤亭图”,展现在峻岭之间的放鹤亭,多级斗拱,秀丽攥尖,亭顶全面铺瓦。朋友对我说,“放鹤亭”是现在的“厅轩式”,还是将来纯粹的“亭”,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登临云龙山,感受放鹤亭超尘脱俗的仙境,领悟苏轼清静无为的理想追求,获得情愫的升华,心灵的满足。

放鹤亭是古往今来人们的游览胜地。乾隆皇帝曾四次登云龙山拜谒放鹤亭,并御笔书写苏轼的《放鹤亭记》。毛泽东在游云龙山时曾称赞《放鹤亭记》文情并茂,成为流传千古的著名散文。人们钟情于放鹤亭,正好印证一位伟人的那句话,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想,如果苏轼在徐州没有抗洪保城的壮举,没有祈雨救灾的虔诚,没有寻煤冶铁的执著,决不会赢得徐州人千秋景仰和缅怀。我在徐州会上会下,常听到徐州人自豪地尊称苏轼为“我们的老市长”。我觉得这句话虽平常而分量却很重。它流露出徐州人感恩的高贵品质和对苏轼敬仰的深情。徐州是全国几个保护和修复苏轼遗址作出显著成绩的城市之一。

面对徐州的东坡遗址,我除了感动,还有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