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熙宁十年（1067年）至元丰六年（1083年），苏东坡在徐州做知州，他有个朋友张师厚（别号云龙山人）隐居徐州云龙山，在彭城建了一座亭，亭中养有二鹤，早上放出去，晚上又会飞回来，苏轼常与朋友在亭中饮酒赏玩，因有所悟，故作了一篇《放鹤亭记》。然而，苏东坡不是放鹤的人。虽然他常带着宾客、僚吏甚至歌伎往来云龙山，只是不知在他的人生空间里，这云龙山之游是“西山之缺”还是“东山之阴”呢？
“《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於尘垢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因此，想来放鹤也是一件雅事。历史上养鹤最为闻名的是卫懿公。他没有其他爱好，专喜欢养鹤，而且喜欢到“上人不好，下人不要”的地步，一辈子只跟鹤做好朋友。他养的鹤还有品位爵禄之分，每次出游，他前前后后的跟班不是人而是鹤，领头的被称为鹤将军。结果，他的国家如“黄鹤一去不复返”，最后连他自己都不明不白地被狄人捉住，活剥了皮吃了。他的儿子后来寻找到的只是他的内脏。为此，那位透世聪颖的苏大学士怎么也想不明白，鹤是清远闲放之物，卫懿公却因好鹤而亡国；酒本是荒惑败乱之物，但“刘伶阮籍”却因酒而出名，是什么原因呢？云龙山人是这样解释的：隐隐山林的人连酒色都不能惑乱，何况鹤呢，何况还有那令人陶醉的放鹤招鹤之歌？
想来，北宋诗人林逋该参透了其间的玄机，无意间成了真正放鹤的人。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句吟尽人间梅韵，被誉为千古咏梅绝唱。他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光是在西湖西侧的孤山度过的。“山不连陵曰孤”。孤山四面岩峦，耸立于秀水碧波之上，林木葱茏，山影倒映，“不雨山常润，无云水自阴”，实为隐居佳处。在这里，有钟情一生的梅鹤长相厮守，林逋是幸福和幸运的。
林逋隐居孤山，不仕不娶，不附权贵，不媚世俗，钟情梅鹤，寄意山水，古今中外似也绝无仅有了。他在众多民族文化符号中选择了鹤和梅。古人多用白鹤比喻具有高尚品德的贤能之士，把修身洁行的人称为“鹤鸣之士”；梅花傲雪怒放的特质与文化人清高脱俗、傲立独行的品格联系在一起。鹤和梅，一动一静，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髓。林逋选择她们为伴，该是自然和秉性使然了。林逋对鹤的深情厚谊无人能及，他称鹤为“鹤子”，并取名为“鸣皋”。在林逋笔下，白鹤是很有灵性的。明朝张岱《西湖梦寻》有这样生动的描述：“（林逋）常畜双鹤，豢之樊中。逋每泛小艇，游湖中诸寺，有客来，童子开樊放鹤，纵入云霄，盘旋良久，逋必棹艇遄归，盖以鹤起为客至之验也。”遥想千年以前，丽日碧水天，明月清风夜，林逋和白鹤形影相随，徜徉于山水间，定格出多少美丽动人的剪影。这些剪影就浮现在林逋的诗篇中：“鹤闲临水久，蜂懒得花疏”“瘦鹤独随行药后，高僧相对试茶间”“一曲谁横笛，蒹葭白鸟飞”“鹤应输静立，蝉合伴清吟”……林逋与鹤的生活是如此的亲密而优雅，这种犹如仙境般淡雅、空灵、飘逸的隐居生活，引来多少文人政客神往和羡慕的眼光。豪放不羁、才情纵横的苏轼很敬仰生活淡泊安逸、自得其乐的林逋。他甚至在《书林逋诗后》中赞叹：“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平生高节已难继，将死微言尤可录”。可谓是英雄惺惺相惜。
林逋不属于皇帝老爷的臣卿，也不属于封建贵族的门客。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真宗慕名诏其，林逋不就。宋真宗遗憾之余赐予粟帛，诏告府县多加存恤。友人多劝林逋出仕，都被他婉言谢绝：“荣显，虚名也；供职，危事也；怎及两峰尊严而耸列，一湖澄碧而画中。”林逋在逃避功名的时候铸就了自己的清朗名声，把隐士做得有滋有味不说，竟还名垂青史。林逋把二十年美丽的光阴留在了孤山，孤山也把自己的生命还给了林逋，让他与一座山的名字紧紧相连。林逋的隐居生活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所憧憬的生活。林逋孤山放鹤，放牧的该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犹如幽谷素兰、深林清泉，浸淫在中国文人的血脉中，使得文人们骨子里都有那么一种自命清高和洒脱不羁的脾性。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嵇康逍遥于林间濮上，诗酒酣畅，琴啸相谐，傲睨世俗与权贵，无疑都是在“放鹤”。然而，读书、做官终究是封建文人的人生大事，“学而仕则优”，朝廷官场是文人们十年寒窗的最终彼岸。很多人一心只想“进则朝廷庙堂”，济治天下，何曾有过“退则江湖山野”独善其身的闪念？所以，很多文人只能对林逋的隐居生活“心向往之”，却敬而远之了。
其实，文人们又何尝想亲自放鹤呢？如林逋般苦行僧的生活是他们不屑且不为的。在他们的心中，该类似晋代名僧支遁养马的观点。我的这位乡贤，是《世说新语》中出场最多的僧人。别人送给支遁一匹骏马，支遁很喜欢，就把骏马养起来，有人说：“出家人养马，很不得体。”支遁说：“我只是爱它的神气俊迈才养它的。”文人们喜欢的不是放鹤，而是生活的淡泊安逸与自得其乐的情趣。
这位支遁，也是放鹤之人，有人送给他一只仙鹤，他对仙鹤说：“你是凌云冲天的飞禽，怎能作为人们的玩物欣赏？”于是，便把仙鹤放飞了。支遁放飞的岂止是鹤呢，林逋放的又岂止是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