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

摘要

中学(middle school),分为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初级中学一般是指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学。高级中学是指高中阶段的中学。例如:锦屏县钟灵乡的钟灵中学,就是一所初级中学(就是初中)。锦屏中学则是一所高级中学(就是高中)。中学时光是学习任务最大,脑力劳动最多,身体最累,青春发育最快的时间段.所以要注意缓解压力,调整心情,补充营养,加强锻炼,休息充足。另外,清末称我国传统的学术也叫“中学”(区别于“西学”)。

中学 概述

     中学

中国的官学教育在清末学制改革之前,基本上沿袭传统的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大类。中央的国子监相当于大学性质,地方的府州县学具有中等教育性质,而城乡的社学、义学之类则是小学教育性质。当时,对于大学、小学之划分是确凿的,对于中学教育这一级则无明确划分。中学,即学生年龄在十一、二岁至十七、八岁这一学习阶段,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并不作为一个特定教育阶段划入学制系统的。

中学 历史发展

     中学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传教士纷纷来华创设学校作为传教的工具。随着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广泛设立,中国的有识之士也纷纷集资或申请政府拨公款办设学校。这其中有些学校就具有中学教育的性质,如“八年课程”改革后的京师同文馆、上海的广方言馆和福州的格致书院等。

京师同文馆是洋务运动时期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1862年创办的。初办时是一所单纯的语言学校,直到1869年总教习丁韪良改革课程,制定“八年课程计划”,同文馆才转变为一所具有中学教育性质的综合性学校。这是中国中学教育的早期萌芽。

从早期洋务派所开办的一些带有中学萌芽性质的学堂来看,整个学校的行政划分及职名确认很随意、混乱,缺乏科学性。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这是中国近代学校的试办期,对新式学校内部管理的一切事务,当时的操作者并不是很清楚,故而管理上还处于尝试阶段,边建设边摸索,职官设定是根据临时需要,而不是有一套既定的组织模式,按制度设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处于封建统治时期,学校是由政府机构组织创办的,因而管理上沿袭了官方的做法,这表现于一、称词的承袭,如提调、总办;二、职官的兼用,如总办等;三、人员的兼用,如提调是总理衙门官员兼任,总办是原江南制造局总办兼任。这就无所谓学校自己独立行政组织管理,不利于学校独立、健康地发展。这也使得学校行政管理在这一时期处于一种极不科学的无序状态。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也在进步。到了戊戌时期,中国教育从最初的“一段制”,发展为“二段制”。如1895年盛宣怀奏准设立天津中西学堂,分头等学堂(即外国所谓大学),二等学堂(即外国所谓小学堂),二等学堂头班毕业后,即升入头等学堂四班,其余以次递升。这是中国最早的分级学校,但仍无明确的“中学堂”之称。至1896年孙家鼎书《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时,也仍限于小学、大学两段,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学”之称。

1896年盛宣怀奏办南洋公学,并分为外、中、上、师范四院,开始有了“三段”的形式,即中院相当于中学一级,这是我国中学教育之始。南洋公学于成立时,设总理一员,相当于今天的“校长”;总教习一员,执掌全校教务工作,相当于今天的教务长;另外还设有学监等职。如蔡元培在南洋公学时就担任总教习一职。

戊戌变法前后,中国于管理全校一切事宜的校长一职的称谓是变化多样的,如南洋公学称为“总理”,绍兴中西学堂称为“监董”等,而总教习一称则无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校长”一职的职责,其认识是不同的,人们正在探索怎样以一个词来含纳它的内涵,这也是教育行政走向科学化的必由之路。

1898年,孙家鼎在《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规定学校分为大学堂、中学堂和小学堂,他说:“今当于大学堂兼寓小学堂、中学堂之意。”从此有了正式的中学之设。而总理衙门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时也指出:“西国大学堂学生,皆由中学堂学成者递升。今各省之中学堂,草创设立,犹未能遍;则京师大学堂学生之情形,亦与西国之大学堂略有不同。今当于大学堂兼寓小学堂中学堂之意,就中等列班次,循级而升,庶几兼容并包,两无窒碍。”。所以,京师大学堂于初办时,含有中学一级。因之它的行政职官也可作为中学行政管理沿革中的一个考证依据来加以研究。

中学截至1902年学制改革之前,中国中学教育虽有了一定发展,但其内部行政管理仍很混乱,行政组织设定多是根据办学者的主观意见而定,并无科学依据,这也对中国中学教育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而且由于当时学制未立,全国学校管理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人们急待教育的全面改革。

在人们的呼吁下,在社会形势急剧变化的压迫下,1902年清政府开始了教育改革的尝试,并颁《钦定学堂章程》,其中规定:中学堂以府设立为原则,称之为“省立中学堂”,由私人设立的,称为“民立中学堂”。为此,中国有了中学教育的具体设置办法,并规定“总理”为“负校务之全责者”,即总理为校长。可惜该章程并未实行。

1904年进行正式的教育改革,并颁行《奏定学堂章程》,同时对中学管理人员作出了一定规定:中学堂应设监督一员,统辖全学员董司事人役,主管一切教育事宜。并专设了文案员、会计员、庶务员及监学。全国由此有了一套统一的组织管理系统,管理人员也有了统一称谓,避免了中学校长、教务主任等官职随意设置的现象。但是,从对这些管理人员的规定也可以看出,1904年教育改革时,人们对学校行政管理仍无一科学认识,学校中无有序的行政组织,管理中不是层层管理,而是散状布局,不利于形成管理中的层级权威性。

在中学设置一“主管一切教育事宜”的行政官员,并且将之称为“监督”的措施在清末教育改革后一直未变。

民国建立后,进行新的教育改革,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以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教育体制。就中学而言,教育部改监督为校长,从此有了“校长”这一称呼,并一直沿用至今。中学一般均于校长之下,设教务主任、训育主任及庶务会计等,然而政府对此并未作硬性划一规定。

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教育界由着一大批懂教育、善管理的教育家,如陶行知、廖世承、舒新城、张伯苓、徐特立等。因此,中国中学教育在“五四”运动后渐渐走上正轨,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学校系统,对各项教育措施能有系统规定,这是与当时出现的一大批有才能的校长的领导分不开的。如中国新学制改革的推出,其改革的精华——对中学学制、课程的改革,就是在一大批有开拓精神的校长们的领导下先期实验的结晶,如廖世承在南高师附中进行的选科制试验,舒新城在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进行的分科制试验,张伯苓在南开中学进行的“六三三”制改革(并且南开中学与上海浦东中学并立于南北,享有“南有浦东,北有南开”的盛名)等等,不一枚举,这都对新学制的出台起到了历史推动作用。

近代中学从萌芽到二三十年代逐渐走上正轨,发展了六十几年,内部管理也逐渐从无序到有序,从因事而设职到由制度而设职,从不科学走向科学,管理走向正规化,并继续不断完善。组织由分散走向具有层次性,不断走向系统化。从此,我国中学行政管理就在此基础上发展,基本框架未发生大的变化,更多的是名称上的变化或机构的增增减减。

中学 中国第一所公立中学

     中国第一所公立中学于1901年成立,成立时名为五城学堂(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成立之时创立“中学”概念

1901年,满目疮痍的清王朝拖着沉重的脚步蹒跚着走进了新的世纪,就在这一年的11月2日,五城学堂奉旨成立。

在此之前,中国也曾模仿西方办学,设立了一些洋学堂,这些学堂都是培养洋务人才———翻译、海军、陆军、工业、交通等服务的专业学校,相当于今天的职业技术培训学校。1901年成立的北京五城学堂是第一所独立设置的普通知识学堂。但当初学堂的成立也是打算为北京电话局服务的。如果没有后来的壬寅学制,五城学堂很可能就在普通学堂的基础上成立一所电信专业的高等学堂。

五四之后实行男女同校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公立中学开始力求超越教会学堂,逐步取得了信用,证明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能够胜过外国人办的教会学堂。在转移风气方面的工作,附中功不可没,当时的情况是北京的风气在全国各大都市领先,附中在北京领先。为了端正学校体育风气,革除教会学堂传染的陋习,附中率先展开全校普及的体育运动,并限定从优秀学生中培养体育选手。它开创了课间操制度,成立各种运动队,规定每年举行一次运动会。1921年附中开始招收女生,成为中国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中学之一。同时成为各种新教育思想的试验田。在已故指挥家李德伦先生的回忆中,“附中味儿”就是浓厚的学术空气、文化气息、好学精神、文雅富于幽默的谈吐和爱好体育、健康活泼的作风。不死读书,而是生气勃勃,这股风气一直流传至今。

抗战期间在战火中苦读

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沦陷以后,师大附中的部分教师和数百名学生背井离乡,辗转迁移,先至西安,后随西北联大南迁,经过汉中500里行军,到达城固,在东关关帝庙安营扎寨,在关帝庙大门上挂出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校牌。当时在这里学习、后来曾任北师大教授的赵慈庚先生说起过一件小事,1940年2月7日是除夕之夜,夜里12点以后,当他走出屋子,想冷静一下看书发昏的头脑时,一位叫做贾晰光的老师也端着茶杯出来,轻声说:“你看这大年三十儿夜里,城固县的人都睡着了,惟有我们这几间静悄悄的草房,窗明灯亮。”正是在这秋风欲破、没有仪器设备的百间草房中,六七年间,送出了四百多名英俊少年。使得附中的薪火在战火纷飞中也得以辈辈相传。

中学 中国近代中学的师资管理

     中国近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教育也随之新旧更叠,然而这种更叠却用了很长的过渡时期。新旧教育 的置换首先碰到的就是师资问题。“设立学校易、养成教员难”成为 教育界的共识。

中国近代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洋务教育也蓬勃发展,一大批新学校如春笋般突然冒出,让传统的只会教 读《四书》、《五经》的老夫子们不知如何应付,师资问题从此成为困扰中国教育界的一个大问题。

在清末新教育初创时期,旧教师往往不能适应新教育要求是人们遭遇的第一个问题。旧教师擅长的只是中国传统的经学典籍,于新学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根本无法胜任教学要求。近代教育开始了班级授课制的新形式 ,早期的洋务新学堂一般也都采取班级授课制。这又不同于传统的教学形式,教师不再只是面对一个或几个学生,而是面对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学生。这就要求教师不能简单地采用原有的“口耳相传”的教学形式,不能只是教师念、学生听,还必须要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开发其创造性,培养其成为适合新的社会 生产要求的人。这种新的教学要求对传统教师而言显然是无法承受的。

旧教师的无能为力迫使人们强化新教师的培养,于是速成师范学校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风景。但就是如此 的大力培养依然赶不上新学校不断涌现的速度,更何况这种“速成的教师”未必都合格。学校的骤增与合格教 师的供不应求又是一大矛盾。

中国传统教育只有“小学”和“大学”两级,“中学”之产生是近代教育发展的结晶,是国外教育影响的结果。传统“中学”一级的不存在,使得“中学”教育一旦在中国产生并发展,就面临了更为尖锐而突出的师资问题。而许多西学知识是在中学阶段才开始讲授的,这比之于小学教育对教师的要求更为苛严。这使本已尖锐而突出的中学师资问题更加雪上加霜。

中国早期新旧教育衔接的不配套和教师培养的滞后,使得中学教师的任用和管理在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摸索 后才形成了一套较为全面的制度。

1904年,新政后的清政府也开始了教育的改革与整顿,对教师的培养和聘任也在这时开始慢慢走上正轨。 《奏定学堂章程》规定:高等优级师范学堂是中学教师的培养之所。但也只说:每班学生有级任教师一人,倘 使一教员不能胜任一级的功课,可同二、三班教师合教。后来,《奏定任用教员章程》颁行,之中对教师资格 才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中学教师以优级师范学堂毕业为标准,教师分正副两种。在优级师范毕业,考取最优 等;或留学外洋,考取中等;或有相当资格的,可充正教员。在优级师范毕业;或留学外洋有高师文凭;或有 相当资格的,可充副教员。不过当时优级师范学堂毕业的学生非常少,而留学生任中学教师的则更少。

为了保证中学师资力量,不让教师外流,学部对师范生和留学生任教的义务年限作了补充规定。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通饬规定:凡学部派往外洋学习教育回国之学生,非满五年义务期限,各部各省不得调用。 惟薪金加优,并有位置保证,免举棋不定。对师范生,则视其所受教育久暂为规定之长短比例。若违反这一规 定,则返还其教育费的全部或一部分。这种奖惩相结合的方式对当时教师队 伍的稳定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保证作用。

到1909年的时候,清政府又出台了一套教师考核制度,即“教师检定办法”。检定分有试验和无试验两种 。 无试验检定须合以下资格:1、大学预备毕业,或专门学校毕业,或程度相等以上各学堂毕业,得有奖励或 经学部核准升学者;2、外国大学毕业,经部考试录取者。没有以上资格的中学教师都须接受试验检定。试验检定分为主科和辅科两种。国文及教授法必须试验。除英文教师外,英文地理、历史,英文教授法及国文都须试验。

对检定合格者,由检定委员将有关材料呈督学局或各省提学使司复核后,发给检定文凭,可担任相应的中 学教师。对曾犯刑律或现有刑事诉讼或沾染嗜好或举贡生监学生曾经斥革者或曾经斥革教员尚未开复者,不与 检定。对与检定。对业经检定之教员,如有不能尽职之处,可酌核情形,令其辞退;如因事故致失教员资格, 可撤销检定文凭,任何学堂都不得聘为教员。

对于经检定合格被聘为教师的,则给予以下待遇:①出身方面与举人相等;②法律上有种种优待;③可称 绅士;④经济上有津贴补助,做了中学教师十五年以上,得休养一年,领一年的薪金;⑤中学教师服务十五年 以上,病死后家庭得受一年的恤金,子弟入学,可免交学费。这种检定与待 遇相挂钩的方式无疑对稳定教师工作、加强师资管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中国师资管理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可惜对教师待遇虽有规定却并未能执行下去。

辛亥革命后,师资问题逐渐引起社会的重视,对教师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即使高等师范毕业后,要想做高级中学教师,还须继续研精。民国初年,教育部对专任教师的办法做出了规定,对于中学教师资格,规定“中 学教员以经检定委员会认为合格者充之”。并规定凡为中学校长及教师,不得兼任他职。教师 均由校长聘任,如是省立中学,须呈报省行政长官;如是县立中学,则须呈由县行政长官转报省行政长官。以上规定的出台说明近代中学师资管理正在不断加强,走向科学。但实际上,由于高级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仍不敷全国中学之用,这些规定均形同虚设,未能实行。

到1920年以后,全国中学教育蓬勃发展,出现了一个发展高峰。教育的发展对师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中学对学制改革的积极试验既对中学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中学教师的锻炼、发展提供了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积极增办高等师范学校,一方面人们又在高等师范学校增开各种研究科。这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中学教师的任职能力,一方面又反过来为二三十年代中学教育的大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二三十年代中国之所以能够得到中学教育的大发展与当时中学拥有一大批合格称职、勇于改革探索的教师是分不开的。教育对教师要求的日益提高促使中学教师聘任资格标准的规定渐趋严密、完整,近代中学师资管理就是在这种趋势下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

中学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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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林祥,《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参考该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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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汤志钧、陈祖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页。
6、《中国第一次教育年鉴》,乙编,教育法规。
7、廖世承,《中学教育》,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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