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鸟儿一起飞翔——记院士 作者:杨群荣 发表时间:04-12-02

院士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是我国现代鸟类学的奠基人,在他之前,我国的鸟类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而在院士半个多世纪的指导、倡导和影响下,中国鸟类学研究的广度、深度和速度,处于我国动物学发展的前沿,并且在世界亦极具影响。

与鸟飞翔的鸟类学郑作新院士

朝气蓬勃的青少年时代

1906年,郑作新生于福州秀美的鼓山脚下。5岁时,母亲因病去世,慈祥的祖母便担当起抚养的重任。奶奶经常给他讲故事,而“精卫鸟填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滋养了他的与飞翔的鸟儿有关的朦胧梦想。

山峦竞秀、林木葱葱的鼓山成为郑作新这棵科学幼苗成长的土壤。与所有的孩子一样,少年时的他常与小伙伴们到鼓山玩耍。他在水边摸鱼钓蟹,在山岗上追逐蝴蝶,然而他对各种鸟儿更是兴趣无穷,上小学时已认识了许多种鸟,有时从它们的鸣叫声中就能辨别出是什么鸟。

少年时的郑作新又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探索奥秘的执著与大胆。当时传说鼓山的绝顶峰上有一个老虎洞,里面有凶猛的老虎,不时还有虎啸声从洞里传出。按理说,山顶缺少适于老虎隐蔽的灌木草丛和溪水,老虎在福建一般都不生活在山顶上。何况老虎昼伏夜行,怎么会在白天吼叫不止呢?这种种疑团终于让郑作新和几个小伙伴在一个周末,踏过丛生多刺的荆棘,攀过险峻的悬崖巨岩,走过崎岖不平、重重叠叠的山峦,登上了绝顶峰。他们看到顶峰上有一块在一次狂风暴雨中坠落的陨石,其状如鼓,才知鼓山因此得名。经过仔细观察,老虎洞的奥秘也被揭开;原来海拔1000米左右的鼓山山顶经常刮大风,风吹过山洞时产生了巨大的声响,远远听去像是老虎在吼叫。

这次身临“虎穴”的探奇历险,既锻炼了郑作新的毅力,又让他体会到了探索的乐趣。

郑作新从小求知欲很强,喜欢听故事,爱搜集标本,爱翻看父亲书柜里的书籍,尤其是生物书。而且在奶奶的管教下,养成了从哪拿的书放回哪儿,每次都要码放整齐,便于今后查找的好习惯。这一点让他受益终身。

升入中学后,完成作业后就喜欢阅读课外书籍。经常挑灯夜读的他终于病倒了。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怎能适应今后的学习任务?”于是,郑作新开始锻炼身体,每天步行上学,篮、排球场经常会看到他的身影,而最喜欢的则是乒乓球。他左手握拍,既能推挡又会扣杀,往往出人意外地取胜。15岁的他,在学校的运动会上,得了百米、跳远、三级跳远3个项目的冠军,总分第一。由于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连跳了两级,不到16岁就中学毕业了,并成了福建协和大学一位最年轻的少年大学生。

大学期间,一次生物老师给予他的鼓励,让他选择了生物系,他的学习也更加勤奋,提前半年大学毕业,考入了美国十大名牌大学之一的密歇根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主修当时算是尖端科目的胚胎学。

像几乎所有的留学生一样,郑作新亦经历了艰难的半工半读的生活,获奖学金后才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去。他的博士论文《林蛙生殖细胞发育史》发表在当时处于科技发展领先地位,从不轻易发表国外论文的德国权威杂志上。为此,密歇根大学校长亲自为他颁发博士学位证书,同时奖给他一把金钥匙。这项特别奖励是学校专为那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设立的,意在勉励他们用这把金钥匙开启科学技术的大门。当时的郑作新年仅23岁,是全校最年轻的博士。

无怨无悔的抉择

按理说,年轻的郑作新博士如果沿着他获得成就的专业走下去,会有光辉的前景,舒适的生活。当时的密歇根大学要留他在校任教,另有好几所大学研究所也聘请他,待遇相当优厚,但他却做出另外的选择。

那是在密歇根大学博物馆展览厅的一幕,郑作新平静地看着一件件令人眼花缭乱、异国他乡的动植物标本。突然一只漂亮的金鸡()跃入了他的眼帘,这是中国的特有种,陕西省宝鸡县是它的故乡,宝鸡也因此而得名。但在标本旁却写着:瑞典学者林耐于1758年发现,并用拉丁文命了名。这只金鸡标本刺痛了郑作新的心,为什么中国的鸟种却让外国人来采集、研究、命名呢?血气方刚的郑作新决定放弃苦读4年初显成效的胚胎学,开创中国鸟类科学的研究事业。这个抉择意味着从零开始。

1930年秋,23岁的郑作新毅然返回祖国,应聘到协和大学任教,先当教授,后兼任生物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

协和大学当时是美国办的教会学校,采用的是美国原版教材,郑作新认为,美洲与亚洲在生物上有许多差异,中国的学校应该有适合中国情况的中文教材。于是冒着可能被解聘的风险,用中文撰写了《大学生物学实验教程》,并于1932年出版,成为我国第一本中文版大学生物学用书。随后又陆续出版了《普通生物学》、《脊椎动物分类学纲要》等教材用书,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普通生物学》在台湾已出到了第7版。

郑作新坚信大自然本身就是一本无穷无尽的书。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他经常利用清晨、周末或寒暑假带领学生和其他老师一起到城郊的山岭或水域进行考察和标本采集,并详细观察、记录鸟的种类、习性……以至几十年后,已成为教授的当时一年级学生“仍记得参加清晨到野外看鸟的考察活动。”

1938年,日军逼近福州时,协和大学临时迁往武夷山脚的古城——邵武。武夷山地处“东洋界”和“古北界”两大陆动物地理区交汇的边缘,在不同的高度有着不同的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素有研究我国动物分布的“钥匙”之称。南来北往迁徙的鸟类在茂密的森林和植被中休息并补充能量。武夷山成了“鸟类天堂”。无疑,郑作新在这里似鸟归林,如鱼得水,他进行了3年辛苦的考察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新的第一手资料。

1945年,郑作新作为中国5名学者之一,历经艰辛来到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在美期间,被聘为“客座教授”,享受着从优的待遇。抗战胜利后,郑作新又一次婉言谢绝了母校的邀约,于1946年9月回到了福州,并带了满满两大箱在美国各大博物馆搜集的资料和记录的笔记。

1948年底,已在南京国立编译馆工作的郑作新又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国民党政要纷纷迁往台湾。在得到“共产党需要科学,需要很多科学家,包括”的肯定答复后,郑作新选择了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这一抉择,使他成了全面研究我国鸟类的专家。

一只辛勤的候鸟

1950年,郑作新调到北京,参加筹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工作。并任研究员、动物资源研究室主任、脊椎动物分类研究室主任。此时的郑作新可以专心从事鸟类研究了,对全国鸟类的调研工作也从这个时期逐步开展起来。

搞鸟类研究,就要到野外,到鸟的生活环境中去考察。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年近半百的郑作新,亲自率领科学考察队,走遍塞北江南,大河上下,每年的春秋季都是在全国各地的山林里和鸟“泡”在一起,以鸟为伴,以林为家,他嬉称自己像候鸟一样。一直到70多岁时仍去野外。

野外考察是十分艰苦的,鸟在清晨和黄昏时最活跃,因此观察鸟要在天亮时赶到,天黑后才离开。郑作新下去调查时,每天都4点多起床,工作2~3个小时后再吃早饭。鸟类聚居区又多是山高林密,路途艰险,人迹罕至,不仅要经常风餐露宿,起早贪黑,有时还会付出血汗甚至生命。

在河北昌黎林区调查农林益鸟的繁殖和生活史时,几十个日日夜夜轮班工作,一刻不停地守在鸟巢近旁观察。有时连腿都不敢伸一下,蚂蚁爬到脸上也不敢捏,生怕惊动鸟儿,影响观察效果。为了查清麻雀的益害性,郑作新亲自带领助手们解剖了800多只麻雀,取得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充分体现了严谨的科学态度。

有一次到黄山考察,当时的黄山坡陡路险,已50多岁的郑作新,下山时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下“蹭”,结果咔叽布裤子被磨得“百孔千疮”。

在四川山区考察时,他和助手们一起攀附岩石或树根上下险谷,稍不小心,就有坠落山谷的危险。一次为了抄近路,想从湍急的河水中涉水而过,两个年轻的同志走在前面,被顺流而下,飞速扑来的圆木冲到了山下的急流之中。郑作新在后面,相距仅几米。眼见同事殉职,大家悲痛异常。就在这次考察中,他在峨眉山发现了几只,后经研究是的新亚种,命名为“峨眉”。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

在云南大围山的考察中,盘山小路窄得只能走一匹马。由于昼夜兼程,人困马乏,一匹满载标本的骡子失足跌落深谷之中。郑作新也因体力不支从马上摔下,胸部肋骨受伤几十年来,郑作新考察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但却未去过当地的名胜参观。

但这次考察让他们发现了类中的一个新亚种——斑胸噪鹛大围山亚种。

1975年,将满70岁时的郑作新又参加东北野考察队,登上了长白山天池。这次考察促进了黑龙江扎龙鹤类自然保护区的建立,这是我国第一个鹤类自然保护区,以专门保护我国的珍禽——

几十年来,郑作新考察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但却未去过当地的名胜参观。

在长期的野外考察中,郑作新采集了成千上万件各种鸟类的标本,取得了大量第一手鸟类生态及分布资料。如今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收藏鸟类标本达6万多件,成为我国最大的鸟类标本库。这为我国鸟类学的研究和普及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为中国的鸟类写谱立传

为了尽快摸清中国鸟类的家底,60多年来,郑作新争分夺秒,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每天工作三个单元,所有的节假日都变成了工作日,包括新春佳节也要到办公室去。

1941年,他发表的《邵武三年来野外观察报告》,是我国第一篇有关鸟类及其生态实地考察的报道。

1947年写出的《中国鸟类名录》,是中国学者首次自己系统地研究鸟类的专著。列出鸟类1087种,912亚种,总计1999种。此书为新中国进行鸟类全面考察研究打下了基础。

1955年和1958年,先后编写了《中国鸟类分布名录》上下卷。初步确定了全国鸟类的学名和同物异名,并搞清了种和亚种的分布。

1978年,历经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在地下室尘封沉睡了10年,失而复得的手稿《中国鸟类分布名录》第二版出版了。为此,母校密歇根大学在1981年郑作新再度访美时,颁给他荣誉科学奖。

郑作新在研究鸟类的过程中还不断科学质疑,有所发现。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中国家鸡的祖先在印度,但郑作新想不通,为什么中国的要从印度驯化后再引进呢?1957年在云南考察时发现了,经过观察和考证,他认为这种被当地人称为茶花鸡的就是中国家鸡祖先的后裔,达尔文是错把我国古籍《三才图会》中“鸡西方之物”中的西方当成了印度。而实际这个西方应是蜀、荆。

峨眉的发现和研究让郑作新有了新的发现。传统学者认为“比较低级类型物种的所在地是这一类物种的起源地”。在14个亚种中,半数以上产于云南南部及附近地带,按照动物地理学,这里应是的分布中心或起源地。这一地区的特点是尾羽全白或近于全白,这应该是比较高级的种群。

而峨眉白鹇和海南岛及柬埔寨南部的3个白鹇亚种在尾羽外侧有明显黑斑或全部变黑的特征,说明应该是比较低级的种。但它们又都分布在起源地外围的边缘地带,于是郑作新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即低级的亚种并不在这种鸟的分布中心或起源地,而是被排挤到此种鸟分布范围的边缘地区。这个“排挤观点”恰恰又支持了达尔文优胜劣汰的进化论观点。

应中国科学出版社和德国Paulparey科学出版公司的邀约,郑作新用英文编了《中国鸟类区系纲要》一书,并于1987年出版,此书列入我国到1982年底已知的全部鸟类,共计1186种,935个亚种。此书是对中国鸟类最完整的记述。

《纲要》摸清了我国鸟类的“家底”,为它们续了“家谱”,这为资源动物学提供了科学资料,也是我国动物区划和农业区划不可缺少的参考文献。在各种鸟的“现存状况”中,特别记述了濒临绝灭种类的状况,成为自然保护的科学数据库,并为国家公布的《动物法》提供了具体资料。此书于1989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科委自然科学二等奖,并获科学院荣誉奖章一枚。

美国国家野生动物学会,也因《纲要》的出版将1988年国际动物资源保护的特殊成就奖授予了郑作新,他是第一个荣获此奖的中国人。因郑作新年事已高,该会主席黑尔破例亲自到中国为郑作新颁奖,并给予他极高的赞誉。

郑老被选为1998年在南非召开的第22届世界鸟类大会的名誉主席。然而这一年郑老病重住院,会前大会秘书长特地到医院看望郑老,郑老提出希望下一届大会能在中国召开。鉴于郑老的学术威望以及中国鸟类学工作者取得的成就,会上决定第23届世界鸟类学大会于2002年在中国北京召开。郑老以92岁的高龄离开了我们。正像他自己说的,“能为中国在国际学术领域里争得一席之地,死而无憾了”。

每年4月的“爱鸟周”已在全国开展了20多年,但你可知道,当初从与日本方面洽谈候鸟保护的条约,到报国务院批准“爱鸟周”,都有郑老的关注、参与,况且用法律的形式开展动物保护宣传,这在国际上也是首创。

原载《知识就是力量》2003年4期

【来源】中国观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