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个千万级人口的超级大城,有几个人了解北京市内的鸟类?有一百个人吗?

坐在北京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赵欣如的办公室里,我们都有些茫然。赵欣如算得上是对北京鸟类比较了解的“学院派”,将近二十年里,他一直想做一件事:与墙外的公众一起

在全世界都在慷慨谈论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赵欣如无意之中实践了一条知识分子公共化的道路。他觉得知识应当溢出个人的心胸,溢出学院的围墙,成为社会的公众福利。

他似乎做到了,又似乎还没做得不够。

防止飞机是全世界的科学难题,从1997年开始,他参与了民航机场大量的防止应用研究

      秋天又到了,万千只鸟类在收拾行李,起身向南走。鸟类大概是对生活要求比较精致的动物,它们一生都在追求某种“标准生活”,起伏不大的温度,似曾相识的物产,就连同伴的选择也是那样默契,而对物种特性的忠诚维持和发扬,往往让人类惊讶。
    赵欣如与笔者交流的枝枝蔓蔓中,增加了一根藤条:如何防止飞机与鸟相撞。他拿出好几张奖状,全是与防止鸟类研究的科研成果有关,有的获得“安全生产”方面的二等奖,有的获得科技发明方面的奖。这些奖状都搁在办公室边的高高的一个柜子里,很少拿出来翻看。
    大体来说,每年秋天,候鸟都得迁徙,以验证自己所在的物种的习性。北京正好在全球鸟类迁徙的重要通道边上。因此,如果你在春天和秋天,留心抬头向天上看,向树丛中看,向湿地里看,向你楼顶上看,向你所住小区的角落里看,总会发现,北京的上空,北京的森林,北京的水库边,大批鸟类匆忙来往,数量惊人,虽然大多数沉默寡言,但显然,我们眼前的天空,要比夏天要来得热闹。
    前不久的一天,两只大kuang在北京机场上空盘旋。大kuang是一种猛禽,北京地区算得上是常见鸟;在我国分布比较宽广,比如在青藏高原,它是高原鼠兔的主要天敌,现在青藏高原准备依靠它来控制高原鼠兔,取代以往盲目投放毒药来灭杀鼠兔的有害方式。
    在全世界的鸟类撞击飞机的统计中,猛禽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因为猛禽飞行高度、盘旋高度都比较高,速度也比较快,万一狭路相逢,飞机不太容易躲闪。而由于相对速度极高,小小的鸟类,很可能在瞬间把飞机撞个孔,把防护窗撞碎,把机翼击窗;或者被涡流卷入发动机中,让飞机变得难以控制。
而此时,美国总统小布什的专机马上就要降落。
    赵欣如正在北京郊区的一座山上做一个项目的研究,他的手机响了。机场的“驱鸟队”,问他该怎么办。如果大kuang迟迟不走,或者逆向飞向飞机,机场就要严阵以待了。赵欣如详细提供了几种方案。在机场工作人员的及时控制下,大kuang不久即离去,没有贪恋机场上空的美景。1997年的一个上午,赵欣如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教务处的一名普通职员。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接电话的是教务处的一位科长。电话的那一方,是首都机场的负责人员。
    电话谈论的是1996年10月22日发生在首都机场的事情。当时,机场的西跑道上,聚集了一大群“混合”的燕子,一个是北京本地种群,一个是东北方面迁徙来的种群。燕子在秋天,马上要向南飞去,到南海一带越冬。这一大群燕子又分为两种,一种叫金腰燕,一种叫家燕。这两种燕子都会在人的屋檐下筑巢,与人类十分友好。金腰燕的腰部有一道金黄色,北京人叫它巧燕,因为它筑的巢相对比较精致,像半个酒瓶贴在天花板上;而家燕筑的巢相对就粗放一些,像半张饭碗挂在天花板上,因此北京人把家燕又叫成拙燕。这两种燕子互相兼容,经常混在一起觅食嬉戏,一起迁徙往来。
    由于数万只燕子在跑道及其上空的聚集,首都机场被迫关闭了一条跑道。机场场务人员开始紧急聚集,拿棍子赶,用水枪喷,发出巨大的声响以让燕子们害怕,能想到的办法都用尽了,燕子们就是不走。
机场又紧急商调,找来了武警部队,荷枪实弹,对着燕群扫射,作用也不大。燕子太多了,这边死伤一片,对旁边的燕子根本起不到警示作用。
    好在闹了两三个小时后,燕子“自然离去”。留下一片尸体和一个异常紧迫的科研课题。
首都机场的相关负责人翻开“北京电话黄页”,准备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寻找科技援兵。第一个电话,就打到了北京师范大学。
    接电话的科长说,我们这就有一位研究鸟类的专家啊,他大概能想出办法。
得到教务处长的同意后,赵欣如赶到了首都机场。机场方面的负责人一看到他,就说,现在问题是这样,你能否很快想出办法彻底解决?
    赵欣如说,我不可能彻底解决。
    “无法彻底解决你来干什么?我们就需要马上能想出办法的人,要是哪天再一批燕子聚集,那机场就没法让飞机起落了,机场损失很大,社会影响也会很恶劣。”
赵欣如说,机场问题是全世界的难题,我们虽然一下子想不出办法,但我们可以从此开始做研究,慢慢地找出对策。毕竟,事件往往都有地方特色,都需要生态学的专题研究。今天这些挂彩的燕子,算是给中国机场“问题研究”作了剪彩吧。
    从那时候起,赵欣如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与首都机场和中国民航合作连续开展鸟类相关的课题,做了十来个,包括首都机场鸟击预防及其应用的研究、机场夜间鸟撞预防及研究、机场草坪昆虫控制与鸟害防治、机场鸟类快速识别系统、苇沟鹭科鸟类与首都机场的关系研究、如何利用鸟类习性把鸟类引出机场等。许多研究成果还不止停留在首都机场使用,比如现在全国所有民航机场都在使用的“鸟类快速识别系统”,是一个软件,根据“防鸟人”所看到的鸟类大体模样,点击几下鼠标,大概就能判断出鸟类的种属,进而知道他们的习性,然后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对策。

 

鸟类学家赵欣如

赵欣如的调查组与机场工作人员在场内进行调查

    赵欣如现在正在到处寻找、录取鸟的声音,因为控制鸟类最好的办法不是人力驱赶,不是毒杀,也不是机枪扫射,而在综合防治的技术方法中寻找到某些鸟类喜欢或者害怕的声音,利用有效声音定向管理鸟类,把鸟类吸引出去,让它们离开机场,也就不构成危害了。“此前我们拿到了国外的一些声音,有些声音在人家那有用,在我们这就没用。因为全世界大概有10000种鸟类,中国有1300种左右。中国的鸟类,听不懂外国鸟类的语言,没有感觉,也很正常。我们需要找的,是本地鸟类所能听懂的声音。目前已经找到了几种。正在进行试验。”
    十年的努力,摸清了首都机场鸟类的家底;确定了全年鸟撞的危险时期和危险鸟种;制定危险鸟种的防治方案;解决和初步解决了家燕、大⒑祧馈⑿←^、夜鹭等鸟种的困扰难题。实现了最大可能的生态预防,明显提高了首都机场的飞行安全性。
    其实,赵欣如还想顺便做一项工作,就是带领机场的人,去,因为人们害怕鸟、把鸟当成事件的元凶,很大的原因,是不了解鸟造成的,因此一遇上鸟,就很可能蛮干,出些自以为是的狠招、凶招、夺命招,结果也许适得其反。要控制鸟,或者说让鸟不对人类的行为造成危害,前提是要了解鸟。
    而在中国,有多少人真正了解鸟呢?
    而在中国,鸟类的知识为什么只能局限于少数的专业鸟类专家呢?

知识就像一只鸟,你是把它关在你在心笼里蹲禁闭,还是把它放飞出去?你把它放飞出去后,你愿意让它飞多高、飞多远,取决于你的胸怀

    在北京的“民间观鸟”群体中,有两个人一直颇受尊敬,一个是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高武,一个就是赵欣如。大家尊重他们,不仅仅因为他们俩是最了解北京鸟类的专家,更重要的是,两人从中国民间观鸟运动兴起之初,就看到了这个运动的潮流,并且成为了推动潮流翻滚的重要能量。
    1996年9月份,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1994年成立),以高武教授为指导老师,带领一批对自然、对鸟类有兴趣的“民间人士”,到北京西郊的鹫峰山,观看猛禽迁徙。
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与中国环境科学院的金嘉满一起,发起了另外一个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汪永晨一直倡导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而观鸟、认识植物、观察星星等是走近自然、了解自然的最常见的通路。她觉得中国应当有足够庞大的观鸟群体,而为了让这些群体有些专业技术依靠,应当激发出更多的专家出来带着公众进行鸟类观察。
    通过国际鹤类基金会的专家介绍,她找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的张正旺,他也是一位鸟类研究学者。他说,我们这有一个人,比我更擅长做这件事。他推荐了赵欣如。

 

鸟类学家赵欣如

带队野外观鸟

    1996年10月5日,下着大雨,赵欣如带着“绿家园志愿者”的观鸟队伍,也到了鹫峰,一起观看猛禽迁徙。
    接连发生在鹫峰的观鸟活动,是中国民间观鸟史上两个意义重大的事件。中国民间有环保团体组织公众观鸟的消息,随着鸟儿散步到了四面八方。到现在,全国十多个城市都了有观鸟会、野鸟会,成都、厦门、深圳、福州、杭州、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兰州等地的观鸟群体日益壮大,很多观鸟会正在成为重要的“科研力量”。而观鸟运动带出来的民间鸟类摄影运动,更是把鸟类的美,捕捉到了极致。
    但如果我们回到十二年前,就会发现,观鸟在当时的中国,还极为新鲜。普通人,没进学院读鸟类专业的人,没在林业系统中负责鸟类保护的人,没有人想到自己也有观鸟的权益和能力。虽然这些权益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意愿,虽然这些能力每个人都潜藏在心。
    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赵欣如就想,有没有可能观鸟引入中国社会,把鸟类观察“科普”到公众中去。当时他是中国动物学会科普委员会委员,后又担任科普委员会副主任。在北京中科院动物所和青海湖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科普委员会工作会上,他都提出了观鸟是非常有潜力的科普形式的观点。当时的专家仍旧沿着传统的科普思路在应事,因此,马上就有人提出了三个大问题:上哪找钱?群众的热情如何持续?专家如何保证?
    每年4月份的“爱鸟周”,在王府井啊、西单啊、中山公园啊这样公共场所,做一做简易的、单向的、传单型的“展板宣传”,这个能力还是有的,可是要把公众引入自然界中去观鸟,似乎是中国的科普工作者从来没有考虑过的事,或者说,没有想过如何能做成的事。
    当时的北京动物学会理事长对赵欣如的报告非常重视,带着他两次去找了北京市的科协主席,打的报告就是“利用民间观鸟开展动物科普”,想讨要两万元,作为启动经费。这份报告当时很受重视,只是当时的北京科协也没这份闲钱,需要“等一等时机”;一等就是好几年。
    赵欣如又想在北师大的生物系上下点工夫,培养些鸟类观察爱好者。赵欣如自己就是1978年的北师大生物系学生,七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都很时兴“学生社团”,尤其很时兴以学生为主的学术社团。北师大的生物学系当时有个“生物学社”,参与者中,爱好自然生物的学生不少。赵欣如带了几批学生出去观鸟,当时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生物学系的实验室里有五十台双筒望远镜,而他当时正好负责实验室,学生课余时间要出去观鸟,想办法借出来用一下,还是比较便利的。
    但学生社团有学生社团的缺点,就是这批学生还没站稳,就毕业了,轮到下一批学生了,“参加的永远是新人”,刚刚激发出点兴趣就离校了,一头钻进工作中不可自拔。观鸟是一个缓慢的进程,一般一两次活动很难激发人真正的潜能。
    而民间观鸟活动需要的,恰恰就是持续、缓慢、每一步都得走得很踏实。
    与绿家园合作之后,赵欣如才发现,机会真的开始出现了。绿家园作为民间环保组织,最擅长的就是召集志愿者和爱好者。民间环保组织,就是社会公众的聚集平台。
    有一次冬天,绿家园组织公众去玉渊潭看水禽。赵欣如对玉渊潭太熟悉了,通过京密引水渠和昆玉河的联通,它承接的是来自密云水库的水,水质一直比较干净;由于是活水,在冬天很少封冻,因此,来这里越冬的水禽不少,绿头鸭、斑嘴鸭、小鷉、天鹅什么的,一直很常见。“在玉渊潭东门口集合地点,我一看,好家伙,人不少,至少四五十人,大家都兴致勃勃的充满期待。可当时我们进去一看,傻眼了,湖面几乎全封冻了,一只水禽也没有。”好在只要你在自然界中,总有可观察的鸟类。赵欣如灵机一动,指着对面的一排大杨树,让大家观察喜鹊的巢是什么样子,看喜鹊在冬天是不是还用巢,是不是还偷别的喜鹊的巢材,是不是夫妇一起筑巢;然后又看在冬天也还很常见的灰喜鹊,麻雀,金翅雀,大嘴乌鸦,小嘴乌鸦,同时再穿插配讲这些鸟类的各种故事。一个上午的时间过去后,大家过得很充实,人人都觉得不枉此行。
    赵欣如还有一个观点非常坚决,他要求每个参加到观鸟队伍的人要讲“纪律”,要符合野外生物调查的规矩。比如必须穿朴素的衣服,最好与自然界的颜色相近;比如在野外时不要嘈杂,而要尽量用手势来表达意思;比如不管你是第一次参加还是频繁参加,都必须作观鸟记录;比如必须有专业人员指导,大家按照安排进行观察,等等。他相信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专家,但前提是训练的方法必须得当。因为到野外去观察自然、认识自然,就是学习自然的最好路径,在此基础上,再辅助相应的学术规范,参与者就能进步神速。
    但也有招致非议的事件。
    有一次,“绿家园”组织了三辆大轿车的人,每辆车都有四十个人左右,当时是冬天,大家到平谷的海子水库(金海湖)附近观鸟,结果,由于季节原因和指导老师不足,前两辆车的人都没看到什么鸟,只有赵欣如负责指导的第三辆车,看到了十多种鸟。
    当时就有人生气了,骂绿家园这样的环保组织在“骗人”,发誓一辈子再也不参加这样的活动了。
    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自然之友、绿家园等环保组织的孵化工作应当说已经完成,在它们的激发下,在赵欣如、高武等人的全力支持下,仅仅在北京,一批批民间观鸟人士发展成了水平极高的“鸟类专家”,他们不仅作为“教授”,带动和指导更多的人观鸟,而且他们也正在成为“研究员”,积极地参与了当地鸟类的研究。北京观鸟会、中国观鸟网,都成了非常活跃的专业团体与交流平台,而中国各地观鸟活动的蓬勃兴起,更体现了社会的生态文明发展。回想起来,北京地区的观鸟活动带动和影响了中国大陆的民间观鸟活动,作用是积极而深远的。
    而“中国观鸟会”也在全国鸟友的大力支持下,有望组建起来。

虽然观鸟要尽量观察自然界中的鸟,但鸟类是多方面的,博物馆里的标本鸟、动物园里的展览鸟、路边老人养的笼中鸟,以及书本上的“文学鸟”,都应当看一看

    因此,汪永晨和赵欣如都发现,如果只发动了公众,而没有相应的指导和培训的持续跟进,公众观鸟运动很难做扎实。知识本来不分学院与公众,可惜,在中国,知识被人为地硬划分成了不同的条块,有些人有权占有某些知识,而其他的人则永远只能在围墙外边流着口水踮脚张望。
    赵欣如认为,除了学院里的人得主动向社会“辐射知识”之外,一定得从公众中培养出一批骨干,这样才可能带领更多的人。民间观鸟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人老换”,每次几乎都是新面孔,能够持续参加的人很少,搞得组织者心中很焦急:如果持续这样下去,大家所盼望的“鸟类科普”有可能做成吗?
汪永晨一直认为人越多越好,只要把相关的服务铺垫好,大浪淘沙,她相信肯定会有骨干出现;有些人即使只来了一次,但至少给他埋下了一颗自然观察的种子,以后随时有可能发芽。
    但她认同加强骨干培训的想法。给公众上一上科班的课,让知识溢出围墙,飘到“非专业人士”身上,进而让知识在公众身上自由生长,只会对公众有好处,只会对知识传播有好处,只会对社会文明有好处。
    因此就有了“周三课堂”,也就是每周给观鸟爱好者开鸟类知识的“学术讲座”。
    没有幻灯机,赵欣如就自己买了一台。
    没有场地,就到处借,在西城区科技馆、铁二中、首都图书馆、绿家园办公室的小会议室等,每个地方一般讲上六七次,大概就得换地儿了。反正人也不算太多,最多的时候不过二十来人,因此大家“挤挤一堂”,也就都挺过来了。现在的“周三课堂”,已经稳定在了北师大的一间教室里;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受益,赵欣如还与“观鸟网”合作进行了视频直播,网络不通时,录下来的“节目”也会在编好后上传到中国观鸟网站中,供需求的人免费下载。

 

鸟类学家赵欣如

在周三课堂讲述大天鹅的环志

    头五年,几乎每周都是赵欣如主讲,现在,随着民间各路高水平鸟友的出现,上到讲台上能讲出高档次的“鸟语者”越来越多。有一次,请的是高东荣,一个退休的老太太,讲一个普通人观鸟的感受。有一次,请的是沈良照,一个天文学家,1950年,他在清华大学观察到一只鸟,一只不知道是什么,心里一直惦记着。直到近五十年后,参加了民间环保组织的观鸟活动,才认出那是在北京非常普通的大斑啄木鸟。有一次,请的是一个“鸟名”叫“BMLEE”的鸟友,他讲根据他的经验,如何区分各种柳莺,柳莺很小,生性活泼,在镜头前很少安静,很难区分,全世界都很头痛,一些著名的也经常搞错。“周三课堂”成了一个源于公众、面向公众的鸟类知识传播平台,而这个平台,坚实地搭建在北京师范大学里面,这是大学“服务社会”精神的一个极好的案例,也是大学日益公共化的一个极好证明。经过12年的努力,周三课堂已在国内外观鸟界享有盛誉,为普及观鸟做出重要贡献。
    光培训还不够,还得编书,否则大家出去观鸟,没有一个索引,也不利于进步。于是赵欣如就主编了《北京鸟类图鉴》,这本书和自然之友编的《北京野鸟手册》,当时都是观鸟人很重要的贴身参考资料。
观鸟的人一般不愿意去看笼中鸟,城市里有些人养的家鸽,大家看到时也从不记录在案。赵欣如认为,鸟进入中国文化社会其实有长的时间,因此,要充分理解鸟类文化,就要利用一切机会与鸟接触,因此,不论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还是百鸟园里的笼中圈养,或者是动物园里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禽,或者是市民养的笼中鸟,或者是猛禽救护中心的鸟,或者是书籍里的鸟、电影中的鸟、纪录片里的鸟,不论是关于鸟的科技知识,还是关于鸟的文学描绘,都应当对它们进行细心的“观察”,这样,才可能全面地理解鸟的文化,才可能获得更真实的鸟类情感。
    在北戴河,有一个全国鸟类环志中心的环志站,上世纪九十年代,环志站的站长叫乔振中。此前,参与鸟类环志的人都得是“系统中人”。赵欣如想,有没有可能说服他,把公众也带来一起参与鸟类环志呢?中国许多地方都有鸟类环志站,如果这个地方做成了,公众就可以去考鸟类环志的证书,就近参加鸟类环志了。
    鸟类是无国界的,它在自然界中飞来飞去,从来没想过人类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障碍。环志是世界通用的鸟类研究手段,常规的方法把鸟捕捉到后,在它的右脚戴上一个有序列号的金属标志环,环上的序列号,按照每个国家进行编制,内行的人看一眼就知道是哪个国家的。标志环多半是合金的,比较轻,也有塑料的,大体都不影响鸟类的飞行和生活。标志环按照鸟脚的大小,分成许多种,天鹅用的环与伯劳用的环,大小就差很多。环志主要用来研究鸟类的迁徙,比如我们在北京捉到一只鸟,戴上环给它放飞后,就把这只鸟的序列号通报到全国鸟类环志中心,全国鸟类环志中心再与世界各鸟类环志机构交换信息。有人在英国捕捉到了它,一查对序列号,就可以知道这只鸟曾经在北京呆过;如果有幸,第二年我们在北京再捕捉到了这只鸟,那么我们就可以很确切地知道这只鸟的迁徙路线。如果连续十年我们都捕捉到这只鸟,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这只鸟至少活了十年 以上,获得许多重要的生物信息和生态数据。
    技术进步给环志增添了新的可能,比如研究黑颈鹤,就可以在它的翅膀加上全球定位系统,随时跟踪确认它的方位,它的迁徙路线就能够成功地复原。而如果研究一些活动距离不广的鸟类,比如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一直在河南董寨自然保护区研究白冠长尾雉,雉类一般不爱飞行,活动范围不广,如果给一只雉加上一个小的定位器,再用小雷达进行跟踪,对它一天的活动习性就能够很好地把握,这些技术与“环志”配合使用,对鸟类的认识就可能全面和深刻得多。

 

鸟类学家赵欣如

在北戴河环志站现场讲授鸟类的辨识

    可是过去,公众是没有机会参与到这些“专业”项目中来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赵欣如逐步与北戴河环志站达成了默契,每年都带好多“公众学生”到北戴河一起进行鸟类环志,大家一起张网,一起巡逻,一起把鸟从网上解下来装入鸟袋里,一起给鸟戴上小环,一起放飞。老手教新手,新手再带出更多的新手,北戴河环志站,让许多观鸟人大开了眼界。动手实践是最好的培训,为了让培养更加专业,赵欣如从全国鸟类环志中心里,拿来了一些培训教材。有些教材没用完,现在还堆放在绿家园志愿者的办公室里。
    光在国内观鸟不够,还要参加国际交流,看看世界上其他的人是怎么观鸟、对待鸟、观鸟者之间又以什么样的方式交流。1998年之后,赵欣如连续四年带着一些人到香港参加国际观鸟赛。受其熏陶,北戴河国际观鸟赛、东洞庭湖国际观鸟赛就慢慢举办起来了,现在,成都等地也办起了国际观鸟赛。而在北京,首都高校大学生观鸟赛、北京林政系统观鸟赛、华北五省市林业系统观鸟赛等也都在赵欣如等人的暗中支持下频繁地举办。
    中国,不仅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主动、热情地观鸟,高水平的观鸟赛也在搭建与世界对话的平台,在观鸟赛时,每个人都像鸟一样,不问国籍,不分水平,不设障碍,不论专业,自由来往,大家共用的语言只有一个,就是“鸟语”;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的理由只有一个:你永远不知道眼前会出现一只什么样的鸟。
    赵欣如喜欢说一句话,叫“心中有鸟天地宽”;他写过一篇文章,叫“最大的乐趣就是与大家一起在野外观鸟”。我想,他已经实现了这一点。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2008年10月9日